童书 | 写一个可爱的故事,让孩子看了欢笑,大人看了叹息

更新时间:2017-08-01 00:00 点击数:

对七八岁的孩子而言,如何将他们从对自我的关注引导到对周围人的关注,如何从个体的人转到社会的人,在中国的教育里一直都是被忽略的问题。应该有更多的作品写这个问题。

在读《海龟先生》的时候,我想到麦克尤恩的这句话。

“我们之所以喜欢童书,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读这些书时的快乐,这跟文学关系少一点,而跟爱的关系多一点。”

这是他在《梦想家彼得》的序言里写的。他怀疑成年人对儿童文学的喜好,多少带着点叶公好龙的意思——“我一直觉得这种热情有点过于渲染,甚至是太急切了。”

所以,在写《梦想家彼得》的时候,他觉着这样也许更好:忘了我们伟大的儿童文学传统,为成年人写一本关于儿童的书,用的是儿童也能理解的语言。

对程玮而言,《海龟先生》的本意是要为低幼的孩子们写一个欢快的闹剧,但每一个看似欢快的故事背后,其实都有一个很大很沉重的故事,孩子也许看不懂,大人却能读出一种成人生活的沉重,笑的时候就会带一点泪。

我毫不怀疑,她是带着一个成年女性对孩子天然的爱,来写《海龟先生》的。

程玮,儿童小说作家,曾著有《白色的塔》(1985)、《走向十八岁》(1987)、《少女的红发卡》(1991)等,风格清新明朗而又隽永深厚。1992年移居德国,从事电视业,直到2008年“重操旧业”,出版长篇小说《少女的红围巾》(2008)、《少女的红衬》(2009)、《俄罗斯娃娃的秘密》(2011)以及“周末与爱丽丝聊天”系列小说(2011)、“周末与米兰聊天”系列小说(2014)。《海龟先生》是她最新的作品。

对她而言,写作大概并不比生活更重要。她成名于80年代,是当时国内最有才情的女作家之一,却在事业巅峰期说走就走,因为“想写的都写完了”。之后,她在德国生活十几年,彻底将写作放下,“应付一份工作、一个家庭,已属疲于奔命,心灵没有多少自由的东西”。

重新开始写作是在2007年,儿子高中毕业、离开家以后的第二年,才真的松了一口气,又可以安静的读书,写东西。

去年,我读到她的《周末与爱丽丝聊天》,德国老人爱丽丝谆谆教诲中国少女米兰,教给她关于美、关于金钱、关于亲情、关于礼仪、关于爱情,关于怎么跟朋友相处,怎么跟陌生人相处,怎么跟世界相处…….

米兰初见爱丽丝,是在爱丽丝的花园里。“她的头发是银白色的,穿着绿色的上,绿色的裙子,整个人看上去像一株植物。她看上去已经很老,但她的眼睛很亮,让米兰联想到深夜天空里闪闪发亮的星星。”

我在心里想像着,程玮大概也是把自己活成了爱丽丝的样子。直到今年五月,在金华见到她,发现她比爱丽丝有趣多了。

优雅、率真、安静、又带着孩子气的幽默与欢快,与她的文字给人的感觉竟是如此的契合。

在《海龟先生》中,她的叙述一如既往的从容不迫,那是一个女性经过了岁月的锤炼之后才能具备的掌控感,但叙述的声音明明又是属于一个七岁小男孩的,天真纯净,发乎自然。

她笔下的多莱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,呆萌、忠厚、一派天真,而他的同桌娜苗,古灵精怪,是全班最聪明的女孩,有点像中国少儿界的赫敏。

还有毛毛,全班最小的孩子,经常提一些让孩子回答不出来的问题,比如他问那位抱怨孩子们成绩不好而觉得丢脸的海龟老师,“我们考不好,为什么会丢了你的脸呢?”

多莱和娜苗之间有那么一点少年恋慕的情怀:“一段又爱又恨的关系,男孩与女孩互相喜欢,男孩崇拜女孩,女孩喜欢骂骂男孩,但也是为他好。男孩被骂了以后也不生气,或者气过了就好。”

有点像“我与小姐姐克拉拉”。

《我和小姐姐克拉拉》是她几年前翻译的一套童书,是德国作家迪米特尔•茵可夫的作品,描写了一对小姐弟之间的故事。小弟弟呆萌,小姐姐鬼精灵。弟弟对小姐姐很崇拜,但有时候也有不服气。他们之间每天都发生各种小争小斗。他们有时是同盟,有时是对手。他们互相揭短,互相捣乱,犯了错误大难临头的时候互相抵赖,但最后总是互相原谅,重归于好,亲密无间。

这套书她翻译的特别开心,每天“一边翻译,一边打字,一边笑——呀,这个故事多好玩。我想,如果写一个让孩子读了开开心心的东西,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?”

《我和小姐姐克拉拉》曾经被德国教育家称为“世界上最可爱的书”。而程玮对它的喜爱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——它教会孩子一种最可贵的品质:与人相处,为他人着想。

这一点,恰恰是中国的孩子最欠缺的。

这么多年来,她一直在写一种儿童与成人世界的交流,沟通和妥协。“儿童的成长是很艰辛的,童年的时候,他学着认知世界,理解世界,等他渐渐长大了,他试着投身这个世界,还想改造世界。等碰了很多钉子以后,他学会与世界妥协。”

“七八岁的年龄,正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阶段。一个小孩子长大了好还是不好,这是个关键阶段。在这个阶段,他/她要逐渐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。之前,他是一个幼儿,家长对他没什么要求,吃饱睡好身体健康就是好孩子;但到七八岁的时候,对他们身体的关注,开始转移到‘学生’的身份,他们的任务不再是长身体,而是学习,将自我中心式的关注,转移到对成人,对朋友,对周围世界的关注。他要开始注意到老师同学对他的看法,要学会在一个团体里表现自己,获得别人的好感。”

“对这个阶段的孩子而言,如何将他们从对自我的关注引导到对周围人的关注,如何从个体的人转到社会的人,在中国的教育里头,在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里,都是被忽略的问题。应该有更多的作品写这个问题。”

她说,多莱是她精神内核里的一部分。

“一种内心的敏锐和敏感我是在少女时代才形成的,童年时代,我属于那种没有心眼,没心没肺的孩子。”

“我有一个姐姐,小时候无论好事坏事都有她挡着,我是那个整天跟在后面混混的。不会被家长打,也不会被骂。我们经历一些事情,姐姐觉得天大地大,受了侮辱轻视,但我一点都不明白,人家不是对我们很好嘛?”

所以,她更愿意从多莱,而不是娜苗的眼睛去打量世界,哪怕这个世界看起来有点雾里看花,懵懵懂懂。但正是这点懵懂中的澄澈,才真正可贵。

《到海滩去》,若从老师的角度来写,就是一个绝地抗争的悲剧。

《海龟老师1:校园里的海滩》中,雷老师许诺学生们,只要考到年纪第一名,就带他们去海边露营。最后,孩子们真的考了第一名,海滩之行却因为校方和家长的重重阻力而无法成行。为了兑现对孩子的承诺,雷老师绞尽脑汁地在校园里开辟了一片人造海滩。

《十字路口的汽车》,雷老师在十字路口的一番强词夺理,可以写成一篇时代病的论文。

《天上的声音》里,多莱和贝奇因为“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女朋友”的问题打架,若从雷老师的角度写,何尝不能写成一部《我的前半生》?

但在多莱的眼中,都是清平世界,朗朗乾坤。

写《海龟先生》之前,她曾经回国调研,参观了好几所小学,最大的感受是沉重——对老师、家长、孩子,压力都很大。 

“中国的孩子,物质条件高度优越,人格上却是彻底被忽略的。家长考虑的是生活上的各种满足,老师考虑的是功课,唯独孩子内心的渴求和要求,他们是不大考虑的。所以,孩子们没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去思考去发挥,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,而是被装到了一个模式里去。以后出来的很多很多孩子,也都是一个模式。”

她想写一个轻盈的故事,但现实不断的要将她拉向地面。 

在浙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专门为《海龟先生》召开的研讨会上,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在《海龟老师》的轻,与中国教育现实的重之间的强烈不平衡。

很多人质疑她的海龟老师不够“海龟”,为什么不能给小学教育带来更多的变革?

“当时写海龟老师,其实我心里是有点悲催的。这个海龟老师其实是已经回到中国,过了几年以后,他已经丢失了好多东西,如果他把海外的一套全部带回来的话,那么在中国,一个学校三个月都待不下去就会被请走。”

“举一个例子,比如我一直在德国住,回来以后前三天过马路肯定过不好的,总是东看西看,然后过了三天以后,我身手矫捷,比什么人都会过马路。我想海龟老师也是这个样子,他学了一肚子理念,但是他回来之后,在他找工作的时候,在那个一瞬间,他已经明白,学校希望要怎样一个老师。所以他所有做的事情,我们现在讲起来是蚂蚁撼树、螳臂当车、杯水车薪,他想做一点好事情,他想要改变这个东西,但是他的力度是很有限的,而且他也会做很多的妥协,对整个大的气候的妥协,正因为这样的妥协,才有了海龟老师这样一个形象。” 

从某种角度来说,这的确是一个“童话”。(如小学特级教师周益民先生的评价:“我恍惚觉得这其实是个童话,道出了我们想要的那种童年生活。”) 

雷老师代表了一种理想,虽然他还年轻,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,但他尊重孩子的人格,接受每个孩子本来的样子,而不是强制的约束到某个模式里。“一个老师答应你的事情,不能反悔,而是要做到底。因为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,不能随便许个愿无所谓,到时候就不认了。” 

同样,多莱的童年也代表了一种理想,虽然这个理想里,孩子终究还是去不成真正的海滩的。

在那场最终没有成行的海滩露营的最后,他想象着和雷老师真的坐在一片安静的蓝色大海上,“我们真的是像青蛇白蛇那样会变来变去的海龟。如果我们愿意,就上岸变成人,像正常的人那样吃饭睡觉;如果我们有烦恼,不乐意做正常人了,我们就可以回到大海里,像真正的海龟那样游来游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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